论清中央政府对台治理的深化
发表时间:2019-04-25 作者:漳浦新闻网


从沈葆祯到刘铭传-论清中央政府对台治理的深化
 
2005年10月12日 15:10 新浪军事  

  复旦大学 陈 绛

  1874年,沈葆祯奉旨以总理船政大臣身份首次率轮船兵弁巡视台湾,随即受命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再度渡台;1885年,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6年之后,于1885年旨准开缺,返回家乡安徽。从1874年到1891年这17年间,中国边疆危机加深,台湾日益成为列强觊觎的目标,在这样国际背景下,清朝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台湾的治理和台湾同

论清中央政府对台治理的深化

 
大陆的联系。

  台湾历史上被视为“荒服之地”,〔1〕明清之际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之后,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归入清朝版图。当时清廷中央和地方大吏对台湾所知不多,或弃或留,意见不一。“留恐无益,弃虞有害”,有主“迁其人弃其地”者,也有主张“守澎湖、弃台湾”;康熙帝本人曾经一度认为“台湾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2)率兵收复台湾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于1684年1月(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上奏反对放弃台湾,力陈“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强调“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3)康熙最后作出了“弃而不守,尤为不可”的决定,于次年批准台湾设治,改郑氏时期承天府为台湾府,天兴州为诸罗县,分万年州为台湾县、凤山县,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受分巡台厦兵备道管辖。此后,1723年(雍正元年)幅员辽阔、治理不易的诸罗县划出一部分,另设彰化县和淡水厅,后又以澎湖诸岛地处交通要冲,将其从台湾县划出,增设澎湖厅;以噶玛兰地方垦地推广,人口增多,另设噶玛兰厅。一府四县三厅的格局于是形成(诸罗县于1788年即乾隆五十三年改称嘉义县)。这样的行政建制一直延续到1875年(光绪元年)。在此期间,清政府的有效管辖区域从西部沿海的中南一带逐步向台北和东部扩展,人口因移民而有所增加,土地因拓垦而得到一定开发。但是台湾毕竟孤悬海外,远隔重洋,未引起清廷应有的重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远不如大陆各省清政府对台湾实行的政策,控制优先于开发;派驻军队的目的,防内更重于御外。(4)台湾任官,文官最高为台湾道,归福建巡抚管辖;武官最高为台湾镇总兵,归福建水师提督管辖;巡抚和提督皆非常川驻台。1721年(康熙六十年)朱一贵起义后,清廷决定每年从京城派出巡台御史满、汉各一员,前往台湾巡查,了解当地情况,及时奏报,不参与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到乾隆后期鉴于御史巡台 “不过虚应故事,仍属有名无实”,(5)乃改派福建将军督抚提督轮流到台巡查,但也都只是暂时性的差遣。也就是说,台湾在清代前期虽属中国版图,而中央政令却难以遍及全台。1873年日本企图藉牡丹社事件侵台时,出使中国的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派副使柳原前光向清廷诘询,总理衙门仍答称,“生番乃化外之民,未便穷治”,遂给日本以借口,日本强词夺理以“台湾土番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不及之地”为入侵台湾张目。而当时的台湾道也竟禀称:“牡丹社系属番界,彼(日本)如自往剿办,在我势难禁止。”(6)正如连横所指出,“台湾归清以来,闭关自守,与世不通。苟非牡丹之役,则我乡父老犹是酣歌恒舞于婆娑之洋焉。”(7)

  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台和80年代中法战争,使清政府认识到海防的空虚和经营台湾对海防大局的重要意义,从而感到加强台湾治理的迫切性。沈葆祯负责福建船政,亲历台岛;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统兵抗法,他们对此更有切身的体认。沈葆祯指出:“台湾孤悬海外,七省以为门户,关系非轻。”刘铭传进一步强调:“台湾为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每有事端,咸思吞噬,前车可鉴,来轸方遒。”他们都认为,加强对台湾治理是防止侵略,保卫海疆的根本手段。

  为了加强中央对台湾的治理,以巩固海防,沈葆祯对台湾原有行政体制实行改革,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和开发程度,在艋胛建立台北府,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改淡水厅为新竹县,改噶玛兰厅为宜兰县。原来的台湾府辖台湾县、凤山县、恒春县、嘉义县、彰化县、澎湖厅、卑南厅、埔里社厅。台湾建置遂由1府4县3厅增为2府8县4厅。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作了进一步调整,以台湾府为首府,新设台湾、云林、苗栗3县,加上原来的彰化县及埔里社厅,共领4县1厅;原台湾府改为台南府,领4县1厅,即:台湾县改为安平县,加上原来的凤山、恒春、宜南3县及澎湖厅;台北府领领淡水、新竹、宜兰3县和基隆、南雅2厅;原属台北府的卑南县则升为台东直隶州,辖卑南、花莲港2厅。这样,台湾的行政区划便由2府8县4厅改为3府1直隶州,领11县4厅。府县增置,反映了台湾开发的进展和中央治理的细化。